译者按
《文化偏至论》收录于鲁迅杂文集《坟》第三篇。前两篇分别是《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鲁迅大声疾呼要张扬人的个性，发展人的精神，文章鞭辟入里，论点至今仍然成立，熠熠闪光，仿佛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其实什么也没变一样。
译者读完这篇文章时，震撼不已，大有“愿为徐青藤门下走狗”的冲动，然而由于原文是文言文写的，本就不便阅读，加上一些人名、地名的旧译，阅读起来十分费力，网上也有一些翻译作品，但是质量参差不齐，错讹尤多，不堪卒读，因此译者决心自行翻译，一来可以加深对文章的理解，二来可以把翻译好的内容挂到网上，以飨来者。
鲁迅《文化偏至论》翻译 译者：几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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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翻译内容存疑，译者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拜请来信赐教。文档内容：将文言文原文翻译为现代文，供具有高中语文知识水平的读者进行无障碍阅读。
翻译原则：
- 将旧的人名译名、地名译名转换为现代通译名称。
- 为保证译文质量，将耆宿、非虚言也这类简单文言文词句保留，不译，用下划线标注。
- 避免古文翻译腔。为保证行文流畅，部分字句在保留原文含义的前提下简单意译，不逐字翻译。例如：“决之不待智者”译为“显而易见”。
主要参照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 第一卷》
其他参照资料：
文化偏至论
本篇最初发表于1908年8月《河南》月刊第七号，署名迅行。
中国已经因为妄自尊大而名闻世界了，高明的诋毁者又称之为冥顽不灵；并将要抱守残缺直到灭亡。近代的人，稍稍听了西方新学的言论，便也引以为愧，态度翻然而变，言论不同于西方的事理就不讲，事情不符合西方的策略就不做，抨击旧有事物惟恐不力，声称要革除以前的错误而图谋富强。笔者试着对此评论：从前轩辕黄帝勘定蚩尤之乱而定居华夏，制定典章礼乐，文明从此开始，后代子孙在这里繁衍生息，逐步兴盛起来，达到华美博大的程度。在华夏四周蠢蠢欲动的都是些蕞尔小国、弱小不开化的蛮夷罢了，这些民族所创造的成就，无一值得中国效法，所以中国的教化成功、文化繁荣都是出于自身而没有汲取别人。到了周秦时代，西方有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兴起，艺术、文化、思想和理论，灿然可观，只是因为道路艰难，波涛险恶，阻塞了彼此的沟通交流，未能择取西方文化中好的部分来学习。等到元明时期，虽然有少数天主教士将教义及历法、算术、化学传播到中国，但是他们传播的学术和宗教并没兴盛起来。所以直到海禁解除，白种人接踵而至之前，中国在天下只看见四方蛮夷效法上国，其中有改变自己彻底归顺中国的，也有心怀狡诈、图谋逞能入侵的；但是要说他们自身有显著的文化成就、足以与中国不相上下的，从来没有过。中国屹立于中央而没有比较，就会越来越自尊自大，珍视自有的一切而傲视万物，这本来就是人性使然，并没有违背最根本的事理。尽管如此，但因为没有比较的原因，导致长时间处于安逸享乐的状态，就逐步开始衰落了。没有外部的压力，向上发展的势头也停止了，人变得颓靡迟钝，这样最终就是见到外来好的文化却不思效法学习。崭新的国家在西方纷纷兴起，通过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接触中国，稍加施展，中国便木然僵倒，人们心里才开始感到危机，于是略有小聪明的人竞相谈论武备军事。后来有在国外求学的人，近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远又没有详查欧美的实际，用他们拾取到的微尘草芥一样细枝末节的知识，在公众面前列举分析，声称引进坚船利炮是第一要务，又引用西方文明的言论来文饰自己的言辞，拿印度、波兰亡国的例子当作中国的前车之鉴。这种用武力的强弱大小，与文明和野蛮有什么关系呢？远的有文明的罗马帝国被东西哥特蛮族灭亡，近的有中国被蒙元、满清击败，他们之间文明程度差距有多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决定胜负命运的规律究竟是怎样的呢？假如说以武力取胜只有在古代是对的，现在是机械当先，不以力取，因此胜负是由文明和野蛮的程度决定的。那么何不开启民智、启发人的灵性，让人们知道搜罗兵器不过是用来抵御豺狼虎豹的。而喋喋不休地赞美白人的掠夺欲望、认为那就是顶级的世界文明的人又是为什么呢？况且假使按照他们所说的那样武装军队，而整个国家在还很孱弱的时候获得巨额武装，又怎么能胜任呢，仍然只能僵死罢了。嗟夫！这些先生大概是以兵事为生的，所以不做根本的谋划，仅仅是以其所学的一方面知识来谋划天下大事，虽然他们用战盔深深地隐藏自己的面孔，像是威武不可侵犯，但是他们急于求取利禄的神色已经明显地显露在外了！其次还有发展工商业与君主立宪成立国会的说法。（发展工业和商业，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和洋务运动的刺激下，提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制造新式武器、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建立近代工业，振兴商业，和外国进行“商战”。 立宪国会，是戊戌政变后至辛亥革命之间改良主义者所主张和提倡的政治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君主立宪和成立欧洲资产阶级式的国会，反对孙中山等主张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运动。）前两种主张在中国青年间一向受到重视，即便是不主张的，也有不可尽数的人在从事这两种主张的研究。大概是只要国家存在一天，就足以假借图谋富强的名目，博得志士的美誉，即使有不幸，国家社稷成为废墟，但自己却广有资财，大可温饱；即使连国家也失去了，或人民像犹太亡民一样被虐杀，然而自己很善于隐藏，也不至亲身承受苦难；纵然大祸临头，总有幸免者，这个幸免者正好又是自己，于是还能温饱如故。如果是对于善于隐藏、心存侥幸这两种人，笔者也就无话可说了。其中比较好的，或许是真的痛感于频遭外侮，惶恐不可终日，由于自己荒疏浅陋，不得已就姑且拾起他人剩下的理论，准备纠集大众来抗御外侮，然而在行事上又是飞扬跋扈，善能折腾，遇见与自己见解有分歧或利益有冲突的一方兴起，必定借助人多的力量来欺凌那些与自己不一致的少数人，借口民主，压制却比暴君还要强烈。这就不单单是违背事理了，即便是为了图谋救国不惜牺牲自己，然而事先不去作考察探究，思想简单，茫然不知其所以然，就轻易顺服大众的盲目意志，这无异于对身患痼疾者，去掉药物治疗和保养之道不用，而去乞求不为人所知的神力，跪拜祈求于巫祝之门。比这些更差的大部分人，不过是借着空名，满足其私欲，不顾眼见的诸多事实，将对事务的处置权利、舆论的传播建设，全部交给一帮利禄之徒，或者是愚昧迟钝的富商，不然就是善于垄断权利的市侩，只因为他们各自擅长钻营掠夺，而名列其中，更何况还能掩饰自私自利的恶名，而博得为大众谋福利的美誉，捷径近在眼前，也就无所顾忌地竭力求取了。呜呼，古代统治人民的，不过只一个独裁者；按现在的道理，将顿时变为由千万来无赖统治，人民是不能承受这种命运的，这对于振兴国家有什么帮助呢？但这帮人在他们张扬其号召的时候，无不借近世文明为后盾，有反对其主张的人出来，就送给他们 “野蛮人”的称号，声称他们有辱国家危害社会，罪罚应该超过流放。只是不知他们所谓的“文明”，是按照已经确立好准则，慎重取舍后，选其美好而且可行之于中国的文明吗？还是说把历史上的旧例全都抛弃不顾，单独指的是现在的西方文明呢？他们所说的物质主义、服从多数的主义，可能是体现了十九世纪末叶世界文明的一个侧面吧，但我并不认为他们这样是恰当的。
今天世界的所有成就，无一不是沿着前一时代的旧事，那么文明必然是处在不断演变之中的，又可能是和上一时代的大势潮流相抵抗的，所以文明也不可能没有偏颇（偏至）。如果真的是为今天的中国做打算，就应当考察探求既往，预测把握将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个人的精神既然能够发扬振奋，那么国家也就会振兴起来。何必要去在意那些细枝末节，空谈什么“金铁主义”与君主立宪、成立国会呢？（当时杨度提出的“金铁主义”。1907年1月，杨度在东京出版《中国新报》，分期连载《金铁主义说》。金指“金钱”， 即经济； 铁指“铁炮”，即军事。）当势利的念头在心中疯狂膨胀时，就湮没了对是非的辨别，一切主张和措施，就都不适宜了，更何况那些志向低下、操行恶劣、假借新文明的名义来极大地满足自己私欲的人呢？所以对于现在所谓的识时务的才俊，考察其实际，就会发现多数人常常是瞎子，把红小豆当成黑珍珠来珍视，少数人则是巨奸大盗，垂下微小的诱饵，就想钓到鲸鲵般的大鱼。假使不是这样，内心都正直无私没有丝毫缺点和过失，于是辛苦操劳，施展雄才，逐渐达成了志向、完成了事业，终于使所谓的新文明全盘纳入中国，但这种经过演变后的偏至文明，在它远方的发源地已经陈旧过时了，我们却顶礼奉迎，我们又为何必如此匆忙呢！为什么这样说呢？答曰：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根据史实，它们出现在西方是因为形势所迫，把他们强行拿来用在中国就错了。如果追问真的错了吗？那么请沿着历史的轨迹直到它的本源——
公元纪年的开始，起源于耶稣出世的传说，历经一百年为一个世纪，如发生的重大事件，就被视为本世纪所发生的事，这只是西方历来的习惯，借此作为时间上的区分，并无任何深奥的含义。实际上思想文化与政治兴亡的历史演变是连绵不断、深有根底的，像流水必有源头，草木必有须根，某件事情突然发生，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因此如果要寻找推演它的结构条理，大都盘根错节不可分离，如果单说某个世纪的文明的特色在什么地方，也只能是举其最大的一点来议论一下而已。考察史实，古罗马帝国统一欧洲以后，才开始了整个欧洲共有的历史；后来教皇通过宗教特权，控制整个欧洲，导致西欧各国受限衰败，各国如同在一个社会，疆域上的分别等同于一国之中的不同区域；更严重的是宗教束缚人心，思想自由几乎被灭绝，具有聪明才智的人，即使能揭示阐发出新的理念、心怀新的见解，但被宗教法令所束缚，全都缄默不敢出声。但终究民心如大海的波涛，受阻后反而更加浩大，于是开始想着挣脱宗教的束缚，英德两国反抗的人最多，教皇的教廷成为怨恨集中的地方，又因为教皇教廷设在意大利，就联合意大利人一起来对抗它。大部分民众都把同情给了反抗者，凡是能阻滞宗教法令、抗拒教皇的，不论是非，一律给予赞扬附和。当时德国的马丁·路德站出来说，宗教的根本在于信仰，而宗教的组织和戒律都是其华美的外表，竭力攻击、打倒旧有宗教。自创的新教，在于废弃宗教等级，废黜教皇、主教等称号，而由牧师取代，专门负责传宣神的意旨，置身于社会时则与常人无异；在宗教祈祷仪式上，也简化了旧有的做法。新教所高度关注的在于精神信仰，至于牧师的地位，则没有比平常人特殊的地方。新教义一经传播，剧烈的震动遍及整个欧洲，受其影响而发生变革的，就不仅仅是宗教了，还波及到其他各个方面，如国家的分裂与统一、战争的起因等等，此后欧洲发生的重大变革，多由此为源头。另外，宗教束缚松弛，思想自由，社会无不出现新的起色，于是就有了哲学上的新发现，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上的新发明。以此为开端，成就了许多新的事业如：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新航路开辟），改善了机械动力（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了文学艺术和拓展贸易（文艺复兴和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如果不是去掉束缚释放了思想，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但世间的常态，是只有不断地变化运动而没有静止不前，宗教改革一旦完成，必然更进一步要求政治上的改革。追溯其由来，可以知道在以前颠覆教权，全都借助于国王的世俗王权，宗教改革完成后，国王的权力也扩张了，以一己私欲治理万民，君权之下无人能加以抑制，国君日夜不息地努力着，只把开拓疆域地盘当成自己的任务，驱赶人民于水火之中，毫无同情：由此国家财力衰颓，人力消耗殆尽了。物极必反，民意萌动，于是革命首先出现在英国，继而发生在美国，然后大面积爆发于法兰西（1649年和1688年英国两次资产阶级革命；1775年美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扫荡封建世袭特权，铲平尊卑地位，国家政治权力，由老百姓自己做主，平等自由的观念、社会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自由民主的思想风行至今，于是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必须按其要求公之于众，而从风俗习惯、道德宗教、兴趣爱好、说话言论以及其他行为做派，全部准备去掉尊卑智愚高下的界限，统归于无差别。跟着大家说对你就是对的，一个人说不对就是错的，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治理天下而对少数意见不一致者实行专制，正是十九世纪思想大潮之一，并且蔓延至今而不见有结束的迹象。再举其他方面，便要属崇尚物质文明的进步了。在旧宗教盛行时，宗教教义威力无比，学者纵有新的发现，大多默不出声，其中有个别毅然决然地公布于众的学者，每每遭受牢狱之灾、引来杀身之祸。等到宗教势力衰落，思想获得自由，百科学术便勃发兴起，学术思想注重实际，于是实利就产生了，所以在十九世纪，物质文明发展取得的盛况，简直可以傲视此前两千余年的业绩。历数其显著的成就，就有棉、铁、煤炭之类，其产量比以前成倍增加，应用于多个方面，在战争、制造、交通领域，其功效无不超越以往；用于蒸汽动力、火力发电，带动了整个工业革命，物质世界的状况顿时被改变，人民的生产生活也以此更加便利和实惠。长期享受物质文明带来的好处，对它的信仰就更加坚定，逐渐被奉为圭臬，被看成是一切客观存在的根本，并且以此来限制和概括全部的精神世界，这种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是牢不可破了，只信奉物质文明、只重视追求物质文明的进步，这又是十九世纪另一大潮，并且蔓延至今而不见有结束的迹象。尽管如此，教权庞大的时候，就借世俗君王之手加以颠覆，等到大权集中在君王一人之手时，就又借用大众民主的力量推翻君主专制。真理好像就在大众民主这里达到终极了，但大众民主真的就是终极的真理吗？安逸过度，就用宗教来矫正，等到宗教滥用权威，就又用物质科学来抨击它。如果物质文明就是文明的尽头了，那么物质果真足够解释人生的根本意义吗？静下心来想想，真理一定不是这样的。然而像这样历史发展的大势就像前面说的一样，新文明无一不是从旧文明的遗迹上演变而来，又因为要矫正前一时代的大潮而产生了偏至，遵循正确的标准加以比较衡量，这种偏至是很明显的，就像是缺臂、跛足一样。但它出现在欧洲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如此，并且也不可能去掉这种偏至，如果去掉缺臂、跛足，就失去了缺臂、跛足者的品质，什么也留不下了。欧洲人不安心接受并珍视它又有什么办法呢？但它被与之不相干的中国人盲目地顶礼膜拜，又怎么会妥当呢？明智的人稍有留意，观察就会超过凡庸俗众，德行高尚才智卓越者，更是早就看出其弊端而心生愤慨与感叹，这就是十九世纪末叶社会思潮之所以发生变化的由来。德国人尼采（Fr. Nietzsche），就假借扎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之口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走的太远了，孑然一身失去了伴侣，回顾现今世界，国家文明了，社会五彩缤纷了。只是这个社会没有明确的崇尚和信仰；大众对于知识，没有开创的秉性和气质。国家如此，我怎么能长期滞留下去？我被自己的国家流放了！还能有所希望的，也只有寄托于后人了”。这就是尼采的深刻思考与远见，看出了近世文明的虚伪与偏至，又对今人失望，不得已而寄托于来世。（尼采，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超人哲学的倡导者。著有《悲剧的诞生》、《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权力意志》等。他认为个人的权力意志是创造一切、决定一切的动力，高踞于群众之上的所谓“超人”是人的生物进化的顶点，一切历史和文化都是由他们创造的，而大多数群众则是低劣的“庸众”。作者把他当作代表新生力量的进步思想家，是当时的一种误解。以后作者对尼采的看法有了改变，在1935年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序》（《且介亭杂文二集》）中， 称他为“世纪末”的思想家）
然而，十九世纪末的思想之所以发生变化，它的源头在哪里？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对将来会产生哪些影响？从本质上说，它是因为矫正十九世纪文明（的偏至）而兴起的。近五十年来，人的思想智慧更加进步，便逐渐回头反思从前，找到了十九世纪文明的通病，考察了它黑暗的方面，于是新思想蓬勃兴起，聚合为大潮，用充满了反抗、破坏的精神，来建立重获新生的希望，对准旧有的文明，加以抨击和扫荡。整个欧洲的人，有为之战栗和震惊的，有茫然若失的，其力量之猛烈，已经深入了人心。但新思想的根基，远在十九世纪初叶的唯心主义学派（黑格尔唯心主义），传到后世，受当时社会现实思潮的影响，不久发展建立起新的形式，起来对抗当时的现实，即所谓极端主观唯心主义（以尼采、叔本华为代表的唯意志论，以斯蒂纳为代表的唯我论等。）。要说它的影响，可能会到遥远的将来，很难揣度了。只知道此派的兴起，绝非突然产生就风靡人心，也不至于突然灭亡而化为乌有，它的根基极为坚固，含义很深。以此作为二十世纪文化开始的基石，虽说此言过早，但是它作为将来新思想的先兆，也是新生活的先驱，这一点上根据诸多史实的揭示，是不需要用过多的语言来解释的了。虽然新的思想已经兴起，但旧的思想也没有僵死，正遍布欧洲，在当地早已深入人心，广泛流传，以至传播到远东地区，使得中国人，旧梦尚未清醒又进入新的梦乡，如决堤之水叫嚣而下，状态犹如狂醉一般。中国刚刚开始抛弃旧传统、尊崇新思想，而所获得的却并不是最新的思想，就又陷入了至偏至伪，并且这思潮如决堤之水，浩浩汤汤，难以收拾。这是整个国家的巨大悲哀啊！现在笔者写这篇文章，不是已经写完了西方最新思想的全部，也不是要为将来的中国确立下准则，只是痛恨中国陷于偏至和虚伪太深了，加以抨击，如上述唯心主义的用意一样（反对旧弊）。因此本文所要说的仅限于两个方面：即反对物质，重视个人。
个人这个词，进入中国不到三四年，那些号称明白时事的人，大多以谈论“个人”为极大的耻辱，一旦被称为个人主义，就像是民贼一样。我猜想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来得及深知明察，就错误地认为个人主义是害人害己的意思吧。考察“个人”一词的真实含义，完全不是简单的害人害己的意思。十九世纪末期重视个人主义的思潮十分奇特，尤其不能与以往的思想比较讨论。试着考察当时西方人的思想情感，完全与从前不一样，他们进入了自我意识，趋向于坚定自己的内心，表现为倔强固执和自主，对以往被视为庸俗的行为也无所顾忌。如同诗歌小说里所记载叙述的一样，总是以傲慢无礼、毫不谦逊的人作为主人公。这不是诗人作家单独凭借想象力构架而成的，是社会思潮先引发征兆，然后才被记载到书籍里罢了。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平等和自由成为最重要的事情，继而普通教育和国民教育都因此普及。长久地沐浴在文化的氛围中，就逐渐会领悟到人类尊严之所在；既然认识到自我，就顿时会明白个人的价值所在；加上传统的旧习惯轰然倒塌，对宗教的崇拜信仰动摇了，于是自我意识迅速转变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并且社会民主的思潮涌起，凡是个人，就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去除高低贵贱之分，一律平等，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上完全没有高低贵贱的等级差别。这作为他们的理想确实很美好啊，只是对于个人之间彼此的差异和特殊性，就全都轻视了，不仅不加以区分，还要消灭每个人的差异。再列举其他的弊端，便在于任凭这种做法沿袭下去，会导致纯粹的文化精神日益趋于固陋，衰颓消退，连细枝末节都要荡然无存了。所谓的平等社会，其实大多都是压制先进者却不提升落后者，如果真的达到了完全平等的社会，那么社会进步的水平必定比以前是下降的。况且人群里面，明智睿哲的人并不多，粗俗鄙陋横行天下，浩浩荡荡难以抵御，在这种风潮的侵蚀下，全社会将会沦落凡庸。对于这种严重的社会问题，除了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或者愚钝无知、只知从众的，谁还能缄默不语呢？物极必反，于是先知先觉、善于斗争的人士就出现了：德国人施蒂纳（M.Stirner,德国哲学家卡斯巴尔·施米特的笔名，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唯我论者，青年黑格尔派团体的核心人物。他认为“自我”是唯一的实在，整个世界及其历史都是“我”的产物，反对一切外力对个人的约束。著有《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等。）凭借极端个人主义率先出现。他说真正的进步就在自己的脚下。人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个性，从而摆脱观念世界的拘泥。只有这个“自我”是造物主。这个“自我”原本是自由的，既然原本已经拥有自由了，却还要向外界寻找自由，这就是矛盾了。自由需要力量来争取，这力量就在个人身上，亦即金钱，亦即权利。因此如果有外界力量来干涉，那么无论是出于少数人的力量还是多少人的力量，就都是专制。国家的概念是我应该与国民意志一致，也是一种专制。集体意志表现为法律，我就受到了法律的束缚，虽然说法律是全民意志的奴隶，是我的奴隶，但只不过是大家一起作为奴隶罢了。怎么摆脱呢？答案是拒绝法律规定的义务。废除了法律规定的义务，法律也就一同随之灭亡了。施蒂纳以上说的意思是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必须以自我为中心，也以自我为终点：即实现自我的绝对自由。到了叔本华（A.Schopenhauer，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认为意志是万物的本原。意志支配一切，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不可避免的痛苦，因为人们利己的“生活意志”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法满足的，人生只是一场灾难，世界注定只能被盲目的、非理性的意志所统治。他的主要著作有《世界即意志和观念》。）更是以高傲刚愎出名，言行奇特，世间少有；他又看到天地之间充斥着愚昧盲目、浅薄鄙陋的人，就把他们看作与最低等的动物并列，变得更加强调自我意识、发扬自我精神、尊重天才了。到了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Kierkegaard, 极端唯心主义，认为只有人的主观存在才是唯一的实在，真理即主观性。著作有《人生道路的阶段》等。）则愤发疾呼，说只有发扬人的个性才是最高的道德，再看除此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是没有益处的。后来有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挪威戏剧家。他的作品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庸俗作了猛烈批判，张扬个性解放，认为强有力的人是孤独的，而大多数人是庸俗、保守的。他的作品在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在当时的反封建和妇女解放的文化思潮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这样的杰出人才在文艺界出现，他见识卓越，以克尔凯郭尔的诠释者而出名，他写的书往往有反对社会民主的倾向，致力于旁征博引，无论什么习惯信仰道德标准，只要是囿于狭隘的见闻而产生偏至的，无不加以抵制排斥。他又看到近世的人每每假托平等的名义，实际上越来越趋于恶浊，平庸、浅薄的缺陷在人群中日益加深，顽劣愚钝的人大行其道，虚伪欺诈的人越来越多，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的人却困窘艰难，沦落草莽，在污浊的困境中受辱，个性的尊严、人性的价值都将逐渐消失，他常常为此慷慨激昂、不能自已。比如他的《国民公敌》中，说到有人坚守真理，不肯阿世媚俗，因此不被俗众容纳，而狡猾诡诈之徒却巍然成为愚昧大众的领袖，以多欺寡，植党营私，于是双方的斗争开始了，但剧情也到此戛然而止：社会的现象逼真地在戏剧中呈现出来。尼采，是个人主义者中十分杰出的人物，他所希望寄托的，只在于品德高尚的天才领导社会，而对于以愚昧民众为本的民主社会，就非常厌恶，视之如蛇蝎。他的意思大概是如果信任多数人的统治，那么社会元气，就可能会毁于一旦，不如牺牲放弃愚昧的民众，来期望一两个天才的出现，等到天才出现之后，社会进步就开始萌芽了，这就是他所谓的“超人说”，曾经震惊了欧洲思想界。由此看来，那些讴歌民主，将少数服从多数的精神奉若神明的人，也不过仅仅看到了民主的好处，不清楚民主的弊端，因而加以赞颂，如果让这些人看到民主主义的弊端，他们就会立刻明白民主思潮中不合理的地方了。例如苏格拉底（Socratés，前469-前399，伟大的古典派哲学家，古希腊哲学的奠基人，对欧洲思想影响最重大的人物之一。后被控“宣扬新的神明，腐化青年人”。在五百名陪审团员的投票之下，他以些微的票数之差被定罪，在狱中被处死，服下毒药而死），希腊的民众毒杀了他，例如基督耶稣，犹太的民众杀死了他，后世评论起来，谁不说是错的，但是在当时却是遵从了民众意志的结果。假设保留今天民众的意志，记载在书籍里，等待后世哲人来评价，那么其中是非颠倒或许说不定正像是今人看待古人一样。所以说多数人相互结党，那么仁义的道路和是非的观点就会纷乱混淆了；民众只能理解易懂简单的言论，对深奥的道理就漠然无知。易懂的简单言论和深奥的大道理，谁更接近真理呢？因此，当布鲁多刺杀凯撒（G.J.Caesar，前100—前44，古罗马共和国将领、政治家。公元前48年被任命为终身独裁者，前44年被共和派领袖布鲁多刺死。恺撒死后，他的好友马卡斯·安东尼（即文中所说的安多尼）指恺撒血衣立誓为他复仇。布鲁多刺杀恺撒后，逃到罗马东方领土，召集军队，准备保卫共和政治；公元前42年被安东尼击败，自杀身死。这里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裘力斯·恺撒》第三幕第二场中的情节。）之后，昭告民众，他的言论井然有序，将名分和大义都讲得很清楚，洞若观火，然而民众受到他的铮铮大道理的感动还不如安东尼指着凯撒的血衣立誓复仇的几句话。于是布鲁多刚刚被推举为爱国的伟人，忽然就被驱逐出国外。称赞他的是民众，驱逐他的也是民众，转瞬之间，变化反复，民众这种没有独立意见的特点就不必再说了；就只看这种现象，已经足够知道民主主义的弊病了。因此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 译：是非不可以交由公众裁决，公众的裁决不能保证结果准确，政事不能交给公众掌管，公众掌管的政事不能治理好。 ) 只有超人出现后世界才能太平。如果没有超人，就需要英才哲人。可叹呀！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充满了颠覆差异、铲除阶级等级的思想，已经到达极限了，而创建学说、建立功业的英雄们大都自命为导师。但是一个导师带领众人跟从，智慧愚昧的区别就在这里了。与其打压英才来迁就凡庸，为什么不放弃大众民主而寄希望于英才呢？所以说大众民主的思想是错误的，不合正道，个性的尊严需要张皇发扬的原因，其中是非利害已经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和反复思考就可以明白了。即使这样，也还要依赖勇猛无畏的人，独立自强，脱离世俗污垢，能排除舆论影响而不沉沦于世俗之中才行。反对物质主义的思想，与提倡个人主义一样，也是在反对社会庸俗化的大潮中兴起的。唯物主义的倾向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浸润人心，经久不衰。因此在十九世纪发展成为一股大潮，根基极为坚固，并且影响到二十世纪，就像是生活的根本，离开唯物主义就不能存在。不知道即便物质文明是现实生活的基础，但崇奉过度就会发生偏颇，把除了物质以外的东西都弃置不顾，审视其中的原因，必定是因为偏颇的缘故，偏颇不符合文明的宗旨，先消耗文明的精神，最终会导致文明的灭亡，历代流传下来的精神，不到百年就都消耗尽了。等到十九世纪后叶，这种思潮的弊端日益显露，一切事物，无不物质化，精神一天天地缺损下去，文化的旨趣流于平庸，人们只追求客观的物质世界，而对主观的内在精神舍弃一旁，不做省察。重视外在的客观世界，却放纵内在的主观世界，摘取文明中的物质成果，却遗失了精神灵魂，林林众生被物欲蒙蔽，社会憔悴衰弱，进步停止，于是一切奸诈虚伪的罪恶无不趁机萌动，使得人性之光更加暗淡；十九世纪文明另一侧的通病大概就是这样了。当时于是产生了极端唯心主义者，他们中有的崇奉主观意识，有的宣扬意志力量，匡正物质主义的流俗，像电闪雷鸣一样，使天下人为之闻声动摇。社会上其他的批评人士，以至学者文人，虽然主张平和，不敢轻易忤逆当世大潮，但他们看到崇拜物质主义的极端表现，将要扼杀精神生活，也因此悲观失望、愤慨叹息，由此可知主观主义主义和意志论的兴起，其对人类的功劳比洪水中的诺亚方舟还大。主观主义的思想主要有两条：一是以只以主观观念为准则，来衡量万事万物；二是看待主观世界比看待客观世界更加尊崇。第一条是主观主义倾向的极端，在十九世纪末叶的时候特别有影响力，然而它的思想趋势与前述发扬自主、坚定内心的观点十分不同，仅仅是不盲从客观习惯，或者不重视客观，而仅仅以自己的主观世界为最高标准而已。由于这个原因，这种观点在思想和行动上全都脱离外物，只在自己内心独来独往，坚定信心是在这里，满足也是在这里，可以称它为内省自身的一种思想成果吧。分析这种观点兴起的原因，来自外部的是大势所趋，平庸客观的习惯使人不能自主行动，如同机械运转，有识者不能忍受，于是产生了对抗；来自内部的，是进世的人心日趋进步自觉，知道了物质万能的观点，并且放纵了个人的情感和意志，使得创新的精神归于枯竭，因此不得不通过自我觉醒的方式来让人觉醒，希望挽狂澜于方倒罢了。比如尼采、易卜生等人，都根据自己信奉的思想，极力对抗当时的流俗，显示了主观主义的极致；而克尔凯郭尔则说真理准则只在主观观念中，只有主观性才是真理，至于一切的道德行为也可以不问客观结果是怎样的，而只凭主观好恶来判断。他的学说出现后，赞同附和的人日益增多，于是思想潮流为之改变，致力于外在客观世界的人逐渐趋向于追求内在的主观精神，深思冥想的风气兴起了，自省抒情的风气复苏，现实物质与自然界的藩篱被打破，进入了本有的心灵世界；明白了精神现象其实是人类生活的制高点，只有发挥精神的光辉才能算是恰当的人生；而张扬光大个人的人格精神，又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然而当时所要求的人格精神，跟以往大不相同。以往所理想的人格状态，在于个人的知识与情操两者相互协调，如果是智慧占主导地位，那就是聪明睿智，能将客观大世界转移到主观观念中去。这种思想等到黑格尔（F.Hegel）的出现而达到顶峰。（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形成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他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独立的主体“绝对精神”所产生，英雄人物是“绝对精神”的体现者，因此创造人类历史的是他们。黑格尔的主要功绩在于发展了辩证法的思维形式，第一次把自然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不断运动发展的辩证过程，并力求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著作有《逻辑学》、《精神现象学》和《美学》等。）如果是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一派，即情操占主导地位，有沙弗斯伯利（Shaftesbury）继承卢梭（J.Rousseau）的学说，还容纳情感上的要求，只是必须使情感和操守相统一协调，才合乎理想人格。（沙弗斯伯利，英国哲学家，自然神论者。他主张“道德直觉论”，认为人天然具有道德感，强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不相矛盾，二者的统一调和就是道德的基础。著有《德性研究论》。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学说的倡导者。在哲学上，他承认感觉是认识的根源，但又强调人有“天赋的感情”和天赋的“道德观念”，并承认自然神论者的所谓上帝的存在。主要著作有《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卢梭的生活年代在沙弗斯伯利之后。）而席勒（Fr.Schiller）就说一定要智性与感性协调到圆满无间，然后才能被称为完人。（席勒，德国诗人、戏剧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哲学观点倾向于康德的唯心主义，认为支配物质的是“自由精神”，只要摆脱物质的限制，追求感觉和理性的完美结合，人就能达到自由和理想的王国。著有剧本《强盗》、《阴谋与爱情》、《华伦斯坦》等。）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时，理想又为之一变。明哲的人内在反省很深刻，因而知道古人所设定的理想状态的完人，决不会在今世出现；只有具有超越常人的意志力量的人才是可以寄予希望的，能在情感意志上处于现实世界，具有勇猛奋斗的才能，虽然屡屡倒地而更坚强，最终得以实现他的理想；理想的人格应该是这样了。因此叔本华所主张的就是内省自己，达到豁然贯通的境地，于是说意力是世界的本体；尼采所希望的则是意力绝世出众，几乎接近神明的超人了；易卜生描写的则是以变革为声明，力量强大、善于斗争，即使违背万众也不惧怕的强者。种种理想的人生状态，大概就是这样了，确实啊，在人生刚刚出生的时候就处于现实社会中，如果不能达到像这样的理想状态，就每每失去自我，放弃主见而跟随大众，就像是沉溺在流水逝波中一样，不知所向，文明的真理和精髓，顷刻间荡然无存了；只有刚毅果敢、百折不挠，即使遇到外界阻挠也不动摇的人，才足以成为社会的骨干。排除万难，勉力向前，人类的尊严就依赖于此了，所以说具有极端坚强意志力的人是非常珍贵的。即使如此，这也又只是一个方面而已。试着考察其他方面，就还能看到十九世纪末期人民的弱点，大概是以往文明的弊端沿袭下来，浸染灌溉了人的精神灵性，民众大多纤弱颓靡，日益加重，逐渐才反省自身，为之忧虑，于是刻意寻找意志力超群的人，希望他们能成为将来可以依靠的社会柱石。这正像是洪水横流将要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才向往对岸，用全力来呼喊善于游泳的人一样，悲哀啊！
由是观之，欧洲十九世纪的文明，超越了前古，凌驾于亚东，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它既然是以改革为起点，反抗为根本，就会偏于一端，这本就是情理大势造成的必然性。等到它发展到末期，它的弊端也就自然显露了。于是唯心主义思潮兴起，针对性地反对它起初的观点，又加以热烈的情感，勇猛的行动，掀起思想的大潮并对它加以荡涤。直到今天，唯心主义的思潮仍然十分浩大。它将来发展的结果会是怎样，还不能轻率地预测。但是作为旧弊的良药，造就新生的渡口桥梁，它将会长期地散布流传，不会骤然停止，这只需要仔细审查它的本质、考察它的精神，就可以得到证实。一般来说文化的发展常常不断走向幽深，人心却不安于固定的方式，二十世纪的文明，必然是沉稳深邃庄严深刻的，与十九世纪大不相同。新的生活兴起，虚伪消退，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会更加深入更加强大吧？精神生活的光辉将会更加兴起而发扬吧？人们已经觉醒，走出客观梦幻的世界，而主观与自觉的生活将会因此更加彰显吧？精神生活强大了，那么人生的意义也就更加深远了，个人尊严的旨趣也更加明确，二十世纪的新精神，大概将要建立在狂风怒浪之间，凭借人的意志力来开辟生路。当今的中国，内部实情已暴露无遗，四邻竞相压迫，面对这种情况不能不做出改变。要是安于贫弱，固守旧习，固然不能在天下争得生存。只是如果匡救危机的方法错了或者不恰当，那么即使天天在改变旧习旧规，哭泣叫号不停止，又对内忧外患有什么补救呢？因此明智睿哲的人，必须要洞察世界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到其中的真谛，施加在国内，协调一致。对外既不落后于世界的思想潮流，对内仍不失去固有的中华血脉，汲取当今的先进思想，复兴古代优秀传统，另外建立一种新思想，使人生的意义达到深远深刻，那么国人就会自觉醒悟，人的个性张扬起来，一个具盘散沙的国家就能由此转变为自觉自主的人国。人国建立好之后，才能雄猛精厉，不可阻挡，巍然屹立于世界，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肤浅凡庸的事物值得一提呢？看看今天的中国，翻然思变已经很多年了，青年的思想大都将罪恶归结在传统的文化思想、典章制度上，甚至斥责传统的言语文字为野蛮，鄙视传统思想为简陋，这种思潮发展壮大，盛大到要引进欧洲西方的文化来取代旧的文化，而对前文提及的十九世纪末欧洲的思潮漠然无视。他们所主张的，指向物质文明的最多，学习希望的物质文明也是可取的，但是考察其实际情况，就会发现物质文明非常虚伪而片面，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虽然说现在还顾不上为将来作考虑，仅仅是为了解救现在的危局，但这种方法和思维错得也太离谱了。更何况那些建言和做事的人里，又有假借改革的公名，来暗地里达成自己私欲的人呢？现在我敢问那些号称志士的人说：如果要把富有当作文明，那么犹太遗民生性擅长理财，欧洲善于经商的人没有能比得上他们的，然而犹太的民众遭遇如何呢？如果把修铁路、开矿冶金作为文明，那么五十年来非洲和澳洲两个大洲，全都大举兴建铁路和矿业，看看这两大洲原住民的文化发展怎么样呢？如果把民主当作文明，那么西班牙葡萄牙两个国家已经立宪很久了，看看他们国家的情形又如何呢？如果说物质是文化的根基，那么发展军备，囤积粮食，就足以称雄天下了吗？如果说多数人的观点就是正确的，那么一个人和一群大猴子在一起，这个人也要住在树上摘取野果而食吗？即便是没见识的妇孺也会明白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吧。然而欧美的强大，无一不是以物质文明在炫耀天下，但他们强大的根基却是在人，物质文明只是它外在的现象末节，本质源头深邃而难以见到，外表的光鲜亮丽显露在外而容易看到。因此如果要在天地间生存，首要的事是立人，人立而后凡事都能开展起来；要说立人的方法，那就一定是尊崇人的个性，张扬人的精神。 如果不这样，不用等到下一代，我们的文明就会消颓灭亡。中国在过去就已经是崇尚物质而嫉恨天才了，祖宗留下的惠泽一天天地将要消耗完了，等到蒙受外部压力，便柔弱不堪，不能自保。有点小聪明的浅薄之徒，又要显露自己的主张，要用物质主义灭杀个性精神，用多数人的民主来局限个人的个性，个性被剥夺无余。以往中国的偏颇是来自于自身的，现在又在与世界的交往中染上了新的弊病，新旧两种疾患交替攻伐，中国的沉沦就会更加快速了。呜呼，想到将来的事情，就这样吧！
一九〇七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