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科学史教篇》收录于鲁迅杂文集《坟》的第二篇。什么是科学？今天的科学技术从何而来？ 鲁迅寻根究底，详述历史上科学发展的潮起潮落，借此呼吁国人：要发扬科学之光，但科学只是枝叶，宗教、科学、艺术、文学，都是人类发展所必不可缺的，没有精神的根基，枝叶就会枯萎。文章结尾讲到的“防止社会风气偏向一方”的观点，在后面的《文化偏至论》里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由于原文是文言文写的，本就不便阅读，加上一些人名、地名的旧译，阅读起来十分费力，网上也有一些翻译作品，但是质量参差不齐，错讹尤多，不堪卒读，因此译者决心自行翻译，一来可以加深对文章的理解，二来可以把翻译好的内容挂到网上，以飨来者。
鲁迅《科学史教篇》现代文翻译
译者：几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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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原则：
- 将旧的人名译名、地名译名转换为现代通译名称；
- 为保证译文质量，将耆宿、非虚言也这类简单文言文词句保留，不译，用下划线标注。
- 避免古文翻译腔。为保证行文流畅，部分字句在保留原文含义的前提下简单意译，不逐字翻译。例如：“较以百祀前之社会，改革盖无烈于是也”简单翻译为“跟百年之前的社会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
主要参照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 第一卷》
其他参照资料：
科学史教篇
(科学历史给我们的教训)
本篇最初发表于1908年6月《河南》 月刊第五号，署名令飞。
看看今天的世界，谁不会感到惊讶呢？大自然的力量已经听命于人了，人们指挥、利用大自然的力量就像套上马鞍骑马一样，交往、沟通、迁徙、贸易，都比以前方便了，即使是高山大川也不足以阻隔。饥荒、瘟疫等自然灾害都减少了，教育制度日趋完善了，跟百年之前的社会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是什么最先驱动了改革呢？与改革同行的又是什么呢？观察改革的表象，虽然不容易弄明白，但实际上大多是因为科学的进步。什么是科学呢？科学就是用知识探索自然现象的深奥微妙，久而久之有所成效，于是改革就产生并推及到社会了，改革继续流传衍生，流传到远东，渗入到中国，而改革的洪流所向，仍然浩浩荡荡没有停止。观察改革发展之强盛，就足以料想它蕴藏之深厚，明白科学的兴盛博大，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探索它真正的源头，大概在遥远的古希腊起源，随后中途停止将近一千年，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才再次决口为大川，势如汪洋，传播散漫连绵不绝，直到如今。实际利益也随之而生，人们生活越来越幸福。依次观察科学自古以来发展衍化的踪迹，可以看到勤奋艰苦在其中的影子，这是给我们的经验啊。
古希腊和古罗马在科学方面的兴盛，一点也不逊色于艺术和文学方面。那时伟大的科学成果，有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关于数理和音阶的研究，亚里士多德(Pythagoras)关于解剖学和气象学的研究，柏拉图(Platon)的《蒂迈欧篇》(Timaeus，关于宇宙生成的理论)和《理想国》, 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的原子论, 至于流体力学的研究则起源于阿基米德(Archimedes)，几何学由欧几里德(Eukleides)创建，机械学则由希伦(Heron)完成，此外其他的学者，很难逐一列举。那时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称为学者渊薮，藏书多达十万余卷，就是和现在的图书馆比起来，也毫不逊色。而他们思想之伟妙，到今天仍然熠熠闪光。当时的学者，实际上不仅仅是开启了上述列举的各个学科的先河，而且他们运用思辨能力也达到精深微妙的水平，他们希望解释宇宙的基本元素，泰勒斯(Thales)认为是水，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认为是气，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称其是火。这些说法并不恰当，固然不必再谈论。华惠尔(W.Whewell 1794—1866，英国哲学家、科学史家)曾经谈论过这其中的原因，他说探索自然必然依赖抽象概念，而古希腊的学者没有抽象概念，即使有也是极少的，大概是因为要确定这些抽象概念的意义必须要有逻辑学吧。而当时的学者，竟然想要通过今天我们滥用的文字来解释宇宙的复杂问题并攻克它。他们这种敢于坚决地奋起叩问未知问题、研究探索事物的本质、不肯止步于空洞浮泛的表象的精神，放到现代，简直也无优劣可言。社会评论某一时代的历史人物的人，褒贬不一，用当时的社会人文思潮和近世现在相比较，得出了差错，因此而心生不满。若评论者自己假设是古人，回归到旧时的心理，不考虑近世的因素，意气平和地寻求探索，给予批评，那么所说的言论才不会荒谬不合理，稍微有思辨能力的人，没有不是这样的。若据此来说，那么古希腊学术的兴盛，就极应赞扬而不能贬低；其他时代也是这样。世上有讥笑神话是迷信、斥责古代教育浅薄的人，都是些自己迷惑不清的人，值得怜悯和劝谏。凡是要评论古人的文章，分出高低优劣，必须要以与他相当的时代的文章，观察估量他所能达到的水平而进行比较，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接近正确。有人宣传今世的各种学说都是古代沿袭下来的，一切新出现的学说都是以前学说的再叙，那么持这种意见的人，与那些蔑视古代学说的人是一样的。单就思想来说，尽管不是没有古代思想胜过现在思想的例子，但是学说的构思验证，必然要与时代进步一同提高，古代不知道的，是没有什么可惭愧、并且不需要隐讳的。过去英国人在印度建设自来水水道，印度人厌恶并抵制，后来有人说自来水原本是印度古代先贤创立的，年久失传，白人只不过是窃取然后稍加改进罢了，自来水才能推行起来。历史悠久的国家往往笃信古代，每每自欺欺人到这种地步。中国死死抱住“国粹”的人，采用这样说法的最多，好像今天的学术艺术文学，都是中国数千年前早就有的。我不知道他们的本意是什么，是像印度那些人一样姑且乱弄点学说好让新学传入呢？还是坚信古代学说，认为它们是全能且不可超越的呢？即便如此，不这样说就听不进去的社会本身，也是有责任的。
希腊凋零衰败之后，罗马也衰颓下去了，而阿拉伯人继而兴起，他们师从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和犹太人(Jews)，翻译和注释的事业大为兴盛。人们被各种新奇的东西搞得头晕目眩，盲目相信的信念就滋生了，于是科学的观念被忽视，科学的进步也就停止了。大概是因为希腊罗马的科学注重探索未知，而阿拉伯人的科学注重模仿前人已有的东西，所以用注解和阐述来代替实验，以评论代替融会贯通的研究，阅读的风气盛行起来，但是科学发现的事情则很少见，宇宙的现象，在当时是神秘不可测的。人们注意的既然是这些东西，于是所研究的多是虚妄的东西，科学隐没，幻术兴起，天文学不能流行，占星术取而代之，所谓的炼金术和接神学都是此时出现的。不过也有不能被低估的，就是当时的学者，其实并不是懒散而没有作为、精神松懈，因而变得退步守旧；只是因为研究方法和方向的错误，结果才徒劳无功，但是他们所付出的努力，确实有值得惊讶赞叹的地方。比如当时回教刚刚创立，政事和学术相互促进，定都在科尔多瓦(Cordoba，白衣大食都城，欧洲中世纪科学与艺术的中心之一，今西班牙古城)和巴格达(Baghdad，黑衣大食都城，美索不达米亚古城，今伊拉克的首都)的两个大帝国，东西对峙，竞相引导希腊罗马的学术成果传播到自己的国家来，当时又流行阅读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学校也到处兴建，以此来研究修辞学、数学、哲学、化学以及医药等等。化学方面，有酒精、硝酸、硫酸的发明，数学方面有代数、三角学的进步；又再次设立标尺来测量地球，用摆的周期来计算时间，星体运行表的制作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学术繁盛，几乎是世界的中心了。而基督教的子弟，也往来于设在科尔多瓦的大学，学习阿拉伯的科学带到自己的国家去，使得基督教国家的学术也因此而为之一振；直到十一世纪，才逐渐衰微了下来。赫胥黎在《十九世纪后叶科学进步志》里评价说，中世纪的学校，都把天文、几何、算术、音乐作为高等教育的四个分科，学者如果有一个不知道，就不能称他受过适当的教育；现在反而却看不到这一点，真让我们感到羞耻。这些言论，和中国谋新人士、大声呼吁兴办学校的学者的说法似乎相同，只不过其中所指的，理论科学就占了三项，并非这些重视有形应用科学和相关方法的人能拿来自己涂饰自己的学说的。
当时的阿拉伯虽然是这样，但是基督教各国却对于科学却没什么发展。而且他们不止是不发展科学，还要进一步的遏制它，他们说人的宝贵的不过是道德至上的义务和宗教之上的希望，如果人们要是致力于科学，那他们就是错误的使用了他们的才能。拉克坦谛(Lactantius, 约250-330,古罗马拉丁语修辞学家)是基督教有才能的人，他曾说，探究万物的原因、问大地的动静、探究月球表面的隆起和塌陷、研究星座的归属、考察天地的成分，而焦急忧虑苦苦思索于这些问题的人，就像絮絮叨叨述说自己并没有见过的国都，真是愚蠢到了极点。贤能的人尚且这样，平庸世俗的人就可想而知了，科学之光于是也就暗淡下来。不过大的趋势变成这样，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依照丁铎尔(J.Tyndall, 1820-1893,英国物理学家)的说法，当时罗马以及其他国家的首都，无不道德败坏，基督教适时而起，在平民中宣传福音，要是制度不严格，就不足以矫正风俗，所以遭受迫害的信徒虽多，但最终还是得以制胜。只是思想受到束缚太久，去除脑海深处漫漶的痕迹也很难，如此即使是奉为精神食粮的圣文，也要同时作为科学裁断的依据。社会现象像这样，还能期待有什么进步呢？至于之后教会和各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对于科学研究的妨碍，也有很大的原因在这里。由此观之，可以知道世间教育的各个科目，走的都不是中庸的道路，甲科兴盛则乙科废弛，乙科兴盛则甲科废弛，交替往来，不曾停止。如古希腊古罗马的科学，可以用非常盛大来称赞，等到阿拉伯学者兴起，则统一归于学习古代典籍；各基督教国家，则建立了极其严格的教规，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科学知识的处境岌岌可危。只不过世事无常，时势变迁，最终科学事业又振兴起来，蒸蒸日上，直到今天。所以说世界不是直线向前发展的，经常是走着螺旋一些的曲线，大大小小的波澜，起起伏伏，进进退退，很久才到达岸边，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而且不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是这样的，科学与美学艺术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欧洲中世纪，绘画自有它的原则，等到科学进步，加上其他的原因，美术变得衰落，等到人们重新拾起绘画的原则，则已经接近近代了。这种此消彼长，也是有利有弊，就像中世纪宗教暴起，压迫科学的发展，这事或许糟糕得足以让人震惊了，但社会精神从中获得了洗涤，熏染陶冶，也孕育出了好花。两千年来，它的色彩越来越鲜明，或是路德(M.Luther，1483—1546，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或是克伦威尔(O.Cromwell，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或是弥尔顿(J.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失乐园》Paradise Lost)，或是华盛顿(G.Washington，1732—1799，美国首任总统)，或是卡莱尔(T.Carlyle，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主张英雄史观)，后世回顾他们的事业，有谁会说他们不伟大呢？用这些成果来补偿科学被抑制的损失，绰绰有余了。因此，无论是宗教、科学、艺术、文学，都是人类发展所需要的纲领，不能确定哪一个更重要。若只是被实利迷惑了双眼，模仿一些肤浅的方术，那么按照历史事实的垂训，就会违反本来的愿望而获得恶果，这是可以断言的。为什么呢？因为像这样的人能够长久是在文化史和政治史都未曾出现过的。
现在我们论述到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了，如果要去探求那个时代杰出的人物或文化、科学等方面的珍品，也有少数可以说说的。比如十二世纪有摩格那思(A.Magnus, 德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注重实验，对动物学和植物学都有研究)，十三世纪有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生于一二一四年，中国常说的那个培根，弗兰西斯·培根，生于十六世纪，和他是两个人)(英国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前驱者，著有《大著作》、《小著作》等)，曾近著书论述学术衰颓的原因，提出恢复的办法，其中有很多名言，到现在都值得引述；然而它直到距现在不过一百多年的时候才为世人所知。书中先列举出人类科学衰颓的原因有四条：崇拜权威、因循旧习、固执偏见、狂妄自负(出自罗吉尔·培根《大著作》)。近世华惠尔也谈论过这个问题，他根据当时的现象，把它归为四个原因，与罗吉尔·培根有些不同，他说的原因，一是观念不确定，二是经院学派的繁琐哲学，三是神秘主义，四是单凭热情而不凭理智的主观武断(出自华惠尔《归纳科学的历史》)，书中还举了许多例子来证明他的说法。
后来的丁铎尔，不赞同第四个原因，说：热情妨碍研究学问仅仅是指智力弱的人；如果智力确实强大，热情反而有助于研究学问。科学家到了老年，他们的发现也就不多了，这并不是智力的减弱，而是因为心中热情衰退。所以有人说，知识的事业应该与道德分开，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如果真的脱离了道德力的鞭策，只依靠知识，那么他所做的也就够可怜的了。科学发现产生的原因之一是道德力。现今更进一步探究科学发现产生的更深刻的原因，就有比这个更重要的。科学发现尝尝受到超越科学的力量的影响，换句话说，是受到非科学的理想的感动，古今知名人士，大概都是这样的。兰克(L.von Lange，德国历史学家，著有《世界史》、《罗马教皇史》等)说，是什么帮助人获得最真实的知识呢？不是真理，也不是知识，是理想啊。这是足以据为铁证的。英国的赫胥黎，则说科学发现来源于灵感，和人的能力没有关系；这种灵感，就是被称作真理的发现者。有此灵感就算是中等才能的人也可以获得成功，没有这种灵感，即使是天纵奇才也终究无所成就。这种说法也是很深刻并且可以听取的。菲涅尔(A.J.Fresnel, 光的波动说，著《光的衍射》等)以致力于数学研究而出名，曾经写信给他的朋友说，名誉之心，早就已经没有了。我现在做的事，不是为了美好的名誉，只是为了自己的愉快罢了。他是这样的清净淡泊。而且科学发现的荣誉是很大的，而华莱士却把他的成就辞让给达尔文，本生(R.W.Bunsen，德国化学家，著有《气体测定法》等)把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交给基尔霍夫(G.R.Kirchhoff德国物理学家，著《数学物理讲座》等，1859年与本生共同完成光谱分析)，他们又是这样的谦逊。所以科学家，一定是恬淡、谦逊、有理想的、有灵感，没有这些品质却能给后世留下业绩的，我还没有听过。就算是其他的事业也应该是如此。如果说，这些累世之言都是空洞虚假而没有实据的吗？那么可以说，这也是近代实利发展进步的源头。这里论述这个源头是为了引出近代实利的发展进步。
中世纪黑暗的前期，虽然有一两个想要恢复古希腊科学繁荣的伟人出现，但是终究没有如他们所愿，十五、十六世纪之后天边才开始出现曙光。只是衰落了太久，思想经受很大的荒废，即使想跟着古人的旧迹，也不能立刻有所成就。所以直到十七世纪中叶，人们才真正开始听到破晓的声音，回顾之前的历史，应属哥白尼(N.Copernicus)首先出现，提出了日心说，开普勒(J.Kepler)行星运动定律随后出现，此外有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对应行星和力学有很多发现，他还善于教育引导别人从事这门学科。后来又有斯蒂文(S.Stevin, 荷兰数学家、 物理学家)的机械学，吉尔伯特(W.Gilbert)的磁学，哈维(W.Harvey)的生理学。法兰西、意大利等国的学校里，解剖学大为兴盛。科学协会也开始建立，设在罗马的意大利科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是当时科学研究聚集的地方。科学研究事业的兴盛，足以让人惊叹了。气运的趋势是这样，那自然会产生杰出的人才，所以英国出现了弗兰西斯·培根，法国出现了笛卡尔。
培根(F.Bacon 1561—1626)写的书，叙述古来科学之进步，以及怎样达到它的主要目的之方法，叫《新工具》。虽然后来的结果，并不想书中所说那样，但是平心而论，决不可说他的成就不伟大。只是书中观点所侧重的，是遵循由个别而推至一般的归纳推理(内籀 nèi zhòu，“归纳推理”的旧译)而不强调用实验验证，后人因此觉得很惊讶。现在来看培根所在的时代，学风和现在有很大的区别，人们得到一两点琐碎的事实，就视为一种大法则的前因，培根想要矫正这种风气，则势必不得不斥责以前的夸大之风，而强调归纳推理。所以他不重视由一般而推出个别的演绎推理(外籀，“演绎推理”的旧译)，实在是不得已的事。何况他也并没有真的这样说，考察他的思想方法，其实也并没有偏废。他所阐述的研究自然现象的两种方法：起初是由经验到定理，之后再由定理到新的经验。所以他说：事物的成功，是依靠手呢，还是依靠心呢？这不是单凭哪一方面就可以完成的，必须要有机械和其他因素的辅助，这样条件才算具备了。所以事业成功人士，凭借自己的手，但是也依赖于自己的心。看到这些言论，可以推知《新工具》的第二部分中必然有讨论演绎法，但是第二部分并没有发表出来。所以说培根的学说不完整，他所阐述的，仅仅是到系统的归纳法为止。系统地运用归纳法，人们常常做不到，它的成就，也不能超过实践的经验。就实践来探索真理，进而探究宇宙大法，学者都感到困难。况且假设法虽然是培根不喜欢的，但却对今天的现代科学有很大贡献，使科学达到盛大的地步，很多是依靠假设而来的吧？然而培根的学说只重视一个方面，我们把它看作一种矫正当时社会风气的办法就好，不必过多责难。
培根之后大约三十年，笛卡尔(R.Descartes 1596—1650)出生于法国，以数学闻名，近代哲学的基础也依赖他建立起来。曾经大举宣扬尊重“怀疑”的社会思潮，相信真理的存在，于是专心探究意识的基础，从数学中寻觅方法。他说，研究几何的人，能以最简明的名称和道理领会理解很多繁杂的定理。我因而领悟到所有人类智力范围以内的事，也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不把不真当做真，并且遵循应该遵循的道路，那么事情不能成功、事物不能理解的情况将不复存在。他的哲学理论，完全由演绎推理形成，推广应用就可以统驭科学，所谓由因入果，而不是由果导因，是他在《哲学要义》中所论述的，也是笛卡尔学说的根本、思想理论的关键。至于他的学说，评论者也认为并不全面，如果全盘接受的话，弊端也就无异于偏倚培根的归纳推理，只是对于过分重视经验的人，可以作为纠正作用罢了。如果要允执厥中，则偏向培根的归纳推理固然不对，但是只相信笛卡尔的演绎法也不能说是对的。两种方法结合使用，真理才开始彰显，科学能有今日之成就，也是因为确实有能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人。像伽利略、哈维、波义耳(R.Boyle)、牛顿(I.Newton)，都是既不像培根那样偏向归纳法，也不像笛卡尔那样偏向演绎法，卓然独立，通过中庸的方法来经营自己的事业。培根活着的时候，他对于国民财富的增加，和科学实践的结果，怀着强烈的期望，一百年之后，科学越来越进步但是事情却不想他所期望的那样。牛顿的发现是极为伟大的，笛卡尔对数学的研究也是极为精深，但世人从他们的成就所得到的，仅止步于思想的财富。国人的安居乐业，生活的享乐幸福，并没有从中得到。此外像波义耳在化学和力学实验方面的贡献，帕斯卡(B.Pascal)和托里拆利(E.Torricelli)在测量大气压力方面的创造，以及马尔皮基(M.Malpighi)对生理学的研究，成绩都很大，但是工业还都是老样子，交通也没有得到改良，矿业也没有什么进步。只有依靠机械学的成果，开始出现极为粗糙的时钟而已。到了十八世纪中叶，英法德意各国科学界人才辈出，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的进步，灿然可观，但是如果要问这些进步给社会带来了哪些福利，那倒还不容易回答。等到这些技术酝酿很久之后，实际的效益才出现，到了十八世纪末叶，科学的成效忽然大为显现，全部工业的机械工具物资器材，植物的繁殖滋养，动物的畜牧改良，无不蒙受科学的润泽，所谓的十九世纪物质文明，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孕育。时代的潮流汹涌澎拜，人们精神为之一振，国民的风气也因而为之一新。只是研究科学的杰出人士并不关心这些，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他们仅仅把探求真理作为唯一的目的，扩展自己的思维，扫除学界的荒芜，于是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力气，日复一日的探究大自然的规律。当时的著名科学家们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如赫歇尔(J.Herschel)和拉普拉斯(S.de Laplace)之于天文学，杨格(Th. Young)和菲涅尔(A.Fresnel)之于光学，奥斯特(H.C.Oersted)之于力学，拉马克(J.de Lamarck)之于生物学，德·康多尔(A.de Candolle)之于植物学，魏尔纳(A.de Candolle)之于矿物学，赫顿(J.Hutton)之于地质学，瓦特(J.Watt)之于机械学，这些都是其中最有名的。试察他们的研究目的，难道是为了追求实际的利益吗？然而，防火灯被制造出来，蒸汽机出现了，采矿技术得到兴盛。但是社会的视听，却仅仅震惊于有这些发明，天天称赞当前的成就，唯独对学者置之不理。倒果为因，莫过于此。想要这样求取进步，无异于在马笼头上抽鞭子，怎么可能得如所愿？但如果说只有科学就足以产生实业，而实业对科学发展没有帮助，以至于人人都贪慕科学的荣光，那就又不对了。社会上事物繁杂，于是产生了分工，每个人不得不各有各的专业，相互支援，才能共同进步。所以实业发展得益于科学很多，而科学得到实业的帮助也不少。现在试想置身于野人之中，不用说显微镜、天平了，即使是酒精和玻璃仪器也不可能得到，那么科学家将怎么办呢，恐怕只能运用自己的思辨能力罢了。仅仅运用思辨能力正是古代雅典和亚历山大城的科学中途衰落的原因。许多事情往往是关系紧密，利害相同的，诚如所言啊。
所以震惊于其他国家的强大，栗然自危， 每天把发展实业、振兴军队挂在口头的人，看起来好像是觉醒过来，但是实际上只是被自己眼前的事物弄得眼花缭乱，并没有理解的其中的真谛。欧洲人到东方来，在引人注目的，固然没有超过前面所说的实业和军事，但是这并不是根源而只是花和叶罢了。寻其根源，深不见底，零碎地学一点，又有什么用呢？说到这里，我并不是说必须要把科学当作第一要务，等到它取得成果后再开始振兵兴业，我只是相信事物进步是有顺序的，发展自有它的源头，担心举国上下都在追求那些枝叶的东西，却没有几个人去寻求其中的根本，那有根源的能源远流长，追求枝叶的难免迅速覆灭。 现今世界与古代不同，尊重实利可以，模仿技术也可以，但是那种不肯随波逐流，能在横流中屹然不动，就像古代的贤人一样，能够在今日给将来播种下良好的果实，把有根源的福祉迁移到自己的国家来，社会上不能不要求有这种人，而且也应当是被社会要求的。丁铎尔不是说过吗：只是着眼于事物的外表，或者仅仅有政治感受而不了解事物的真相，每次说到国家安危，完全依附于政治思想的，回看最公平的历史，则立刻可以证明这是不对的。法国能够有今天，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不过是科学方面的成就，超过其他国家罢了。1792年(法国大革命)，全欧躁动，争相起兵攻打法国，外有联军环伺，内有内讧兴起，武库空虚，战士死伤无数，既不能用疲惫的士兵去抵挡精锐的敌军，又没有足够的粮食救济守城的将士，将士抚剑望天，政治家流着眼泪悲叹明日，心中怀着愤懑却无计可施，只能听天由命了。而那时候出来振作国人的是谁？震慑外敌的人又是谁？是科学啊。那时的科学家，没有不尽心尽力的，竭尽所能，看到士兵不足，就用新发明来补充，武器不足，就用新发明来补充，在防守的时候，只要知到有科学家在，这场战斗就一定会胜利。这还可以说丁铎尔自己是科学家，因为自己喜爱科学所以夸大科学的作用罢了。然而用阿罗戈(F.Arago)写的书来作证，才能更加明白这不是妄言。书中记载：当时国民公会(1792年8月，巴黎人民攻入杜伊勒里宫，中止路易十六王权，9月召开国民公会，成立法兰西共和国)要征集九十万人，因为想要抵御四方汇集而来的敌人，实在是必须要这么多人。但是人数不够，大家都很恐惧。加上武器库长期是空的，战备不足，所以目前情况的紧急，并不是人力可以挽救的。那时所需要的，首先是弹药，但是弹药的原料硝石，以往都是从印度得到的，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够了。其次是枪炮，但法国产铜不多，必须要仰仗俄国、英国和印度来供给，到现在也已经没有了。第三是钢铁，但是平日也是从外国获得，制造的方法没有人知道。于是采取最后的行动，召集全国的科学家来开会讨论，其中最重要最难得的是火药。政府代表都认为没有办法，叹息道：硝石在哪里呢？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学者蒙日(G.Monge, 法国数学家,著有《静力学引论》等)就应声答道：有的。到适当的地方，就像马厩土仓中，有无数硝石，是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他天赋高，又有知识，加上诚挚的爱国之心，于是自豪地环顾一下房间里的人，说，我能从这些泥土里提炼出硝石来。不过三天，火药就制造出来了，于是把这种极为简单的方法在全国推广，老弱妇孺，都能制造，没过多久整个法国就像一个大工厂一样。此外有化学家，想办法分解钟铜，用来制作武器，而炼铁的新方法也在这个时候产生，所有铸造刀剑枪械，无不可用国产的原料。制革技术也很快就成功了，于是制造军靴的牛皮也不缺了。当时人们感到诧异的作为飞行器的气球和空气中的电报都有所改进，并且用于战争中，摩洛(V.Moreau)将军就乘气球去侦察敌方的阵地，了解情报，因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丁铎尔因而评论说，法国在那时产生了两样东西：科学和爱国。其中最有贡献的是蒙日和卡尔诺(Carnot)，此外还有孚勒克洛(A.F.de Fourcroy)、穆勒惠(G.de Morveau)和巴列克黎(C.L.de Berthollet, 法国化学家,人造硝的发明者)等人。这就是成就伟大事业的关键。所以，科学是照耀世界的神圣之光，可以阻遏颓风弊俗而产生积极向上的能量。国泰民安之时，它闪耀出人类智慧的光芒；动荡不安之时，则由它的灵感，可以产生像卡诺这样的整理者，产生比拿破仑更强的战将。 现在尝试总览前面的例子，本根的重要性，洞然可知。那些枝叶的东西虽然也能灿烂一时，但是它基础不牢，顷刻就会枯萎，只有在一开始就存储能量，才能长久啊。还有不能忽视的，就是应当防止社会风气偏向一方，一天天的趋于一个极端，精神渐失，则破灭也就会随之而来。所以如果世上只知道尊崇知识，那么人生必定归于枯寂，这样久了，则人的美感会逐渐淡薄，机敏的思想会失去，所谓科学，也会同样没有了。所以人们所应当要求的，不仅有牛顿，也希望有莎士比亚(Shakespeare)这样的诗人；不仅有波义耳，也希望有拉斐尔(Raphaelo)这样的画家；不仅有康德，也一定要有像贝多芬(Beethoven)这样的音乐家；不仅有达尔文，也一定要有像卡莱尔(Garlyle)这样的作家。所有这些，都是使人性趋近于完整，不使它有所偏倚，因而造就了今日的文明世界。 嗟夫，人类历史所留下来的启示，就是这些了。
一九〇七年作。